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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从小被打大的孩子,后来都怎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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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打骂孩子的思考,可以回溯到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学习社会心理学关于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时候。

斯坦福监狱实验是在1971年由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设计并实施。他和同事们在大学地下室搭建了一个模拟的监狱,并且征集了24名心智正常身体健康的志愿者,每人每天可以得到15美元报酬,但是必须完成14天的实验。这些志愿者被随机分成两部分,12个人充当警察的角色,另外12个充当囚犯的角色。

实验模拟真实的监狱环境。囚犯志愿者被关在监狱后就不能自由行动,3个人住一个小隔间,只能在走廊放风,每个人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编号。充当看守的志愿者,没有进行培训如何做狱警,只是被告知可以做任何维持监狱秩序和法律的事情。

原本计划14天的实验在第6天被迫中止。原因有两个:一个实验组织者们从录像中发现,看守在夜间往往会对待囚犯更加残暴,使用各种龌龊的手段折磨囚犯,因为他们以为半夜的时候没有人会关注他们的行为;另一个原因是,哈佛大学里一个前来参观的教授,在看到犯人被戴着脚镣连在一起,脑袋上套着袋子看不到东西,还被看守吆喝着在厕所里跑来跑去。她感到相当震惊,强烈抗议实验不能这么虐待志愿者。教授这时也才清醒过来,随后终止了实验。但仅仅5天的时间,包括教授在内的实验人员全部陷入到角色之中无法自拔。而津巴多教授进而得出一个结论:当普通人赋予了支配其他人的权力时,他们会滥用权力,一些邪恶的特征会在这样的情景下出现。

这个当时名动一时的实验在之后的时间里不断被心理学家质疑,因为这个实验的结论无法禁得起反复实验的验证。但它之所以被批判性的收入到各个心理学相关的书籍和教材中,似乎也在向每个人宣告着一些与人性中阴暗相关的东西是需要被敬畏的,就像那个传说中的潘多拉魔盒一样。而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在这个实验中被呈现出来的,被摧毁的不止是囚犯,同样还有预警。正如津巴多教授试图告诉人们的那样,当普通人被赋予超过其能力范围内的权力的时候,呈现的也许不只是邪恶,还有邪恶背后的失控和脆弱。

当我在咨询室接触到越来越多关于童年的悲惨经历之后,我会感觉到很多父母在做父母的时候更像是那个被赋予超过自己能力权力的普通人。而任何时候的社会主流价值都希望用一些伟大无私的爱去激励每一对新任的父母去学习和认同这样的角色,但这么做所带来的问题却是让他们必须去隐藏自己因为不能胜任或者不准备胜任这个角色背后的脆弱和无力。

我总是会见到来访者谈及童年时的黯然神伤,还有总是难以启齿的羞耻感和愤怒。我也总是见到把孩子送到咨询室的父母谈到孩子时的咬牙切齿和无论如何都难以承受的无能和无力。我一直以来都坚信打骂孩子是父母无能的表现,因为只有当他们实在找不到其他方法来教育孩子的时候才会如此。虽然我现在依然这么认为,因为现代社会对父母的要求也在逐渐的提升,需要父母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更有智慧。但当我感受到很多父母在这层角色外衣下也依然只是一些没长大的孩子,却要硬撑着扛起这份责任的时候,我便难以用更高的标准去看待他们,虽无情,却也无奈。

值得庆幸的是,经历过创伤的人可以慢慢恢复。不知道怎么做父母的人也在学着胜任这个角色。对于大多数家长而言,都是一边在梳理过去父母对自己教育的得失,并尝试改进,一边又要带着很多的未知和孩子一起前行。可能很多孩子都有曾经被打骂的经历,但并不是每个被打骂过的孩子都会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也就是说,打骂本身并不一定会带来伤害,而经历打骂之后给孩子带来的多种糟糕至极的负面感受才是伤害。

棍棒底下出的是“孝子”还是“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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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骂孩子这件事上,很多家长都会说是为了孩子好。这个说法的背后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如果不打,孩子就会变坏。而更深一层的意思是:我需要孩子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我有两个来访者。一个是高中生,简称大A,另一个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简称小E。大A还是一名高中生,几乎是被家长押过来。他的家在外地,我感觉他们的到来似乎把我当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他们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去教育这个抽烟、喝酒、逃课、离家出走并且到处交女朋友的儿子了。

通常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会在脑海里预想各种孩子如何不配合甚至敌对我的场景,甚至也想好了面对更加失望的父母。因为我的咨询并不会在来访者自己不想咨询的时候取得什么效果,虽然我也很怜惜他们不远千里之外来寻求那丝希望。当大A很利落的坐在我的面前的时候,我感觉事情正在朝着顺利的方向发展。

出乎意料的是我挺喜欢这个孩子。对于长时间和青少年打交道的我来说,通常很难去讨厌一个孩子,但也很少会喜欢一个孩子。而小A之所以会吸引我,是因为我在他的身上感觉到了一种可以称之为韧性的东西,并且在他的眼神里有一些很灵动的东西。也许正是因为这些灵动和韧性,让他的家长和老师对他毫无办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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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A的故事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的父母看起来比其他同学的父母更有文化也更有能力,所以他从小的生活环境在别人看来很优越,但他的父母也因此对他的期待很高。“虽然我知道他们也是爱我,但我就不想听他们的。”他的眼神若有若无的瞟着我,似乎在看我的反应。“我爸的脾气很大,只要我一不听话就会发脾气揍我,我经常在院子里跑,他在我后面拿着棍子追我。我妈更夸张,她倒是不打我,可她的声音穿透力太强了。”不知道他是有意还是无意,说到这儿的时候他偏了偏头,似乎想躲过声波攻击一样。

他不想按照父母说的那样好好学习去考一所好大学,但他女朋友想拉着他一起去其他城市打工的时候,他感觉犹豫了。他告诉我他并不是真的不想学习,只是不想让学习变成了对父母的顺从,也不想像其他刻苦读书的同学一样,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孩子。他在思考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但他并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

大A的身上有着一股子桀骜不驯的劲头。但小E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孩子,即使他已经大学毕业开始工作了。小E的妈妈在他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他和他父亲,再也没有回来过。他的父亲平时沉默寡言,但给他的感觉就像是一座火山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喷发了。起初,每当他被其他小朋友笑话而委屈的时候,他父亲总是很生气的骂他没用,他的委屈只能吞到肚子里。父亲很少和他沟通,只是让他做各种事情:在学校里好好学习,不要和同学发生矛盾,不要和老师顶撞;在家里多做家务,也要帮他做各种赚钱的营生。一旦他不想做或者做的不好就会被父亲一顿暴打。他感觉自己在家里总像是惊弓之鸟,一旦父亲停下手里的事情看向他的时候,他就一阵莫名的心慌。

最让他感觉到恐惧的是,他父亲喝醉酒之后总是毫无缘由的对他非打即骂。在他的印象里,自从他妈妈离开后,他父亲三天两头就会喝的醉醺醺的。有的时候他在熟睡中会被揪起来一顿打骂。他说起这些的时候眼睛里依然有着惊恐。

小E来找我其实并不是因为父亲的原因,而是他不知道怎么和他的上级相处,他在领导面前完全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除了顺从和心里的憋闷,似乎什么也做不了。只是,他说着说着就说到了自己的过去,感觉就像是一肚子的委屈和要被严格控制起来的愤怒都要被他死死的压抑住。“我不想像我父亲那样因为发脾气伤害别人。我只能忍。”他的声音不大,但即使他不这么说,我也完全明白他在表达什么。因为他从小被压抑的怒火是他所恐惧的野兽,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压抑不住的时候,就会跳出来伤害别人,伤害自己。

看起来,大A是那个“逆子”,小E是那个“孝子”。大A的逆,让他不想做任何父母让他做的事情;小E的孝,让他面对自己的领导的时候出了顺从似乎做不了其他的事情。我并不想评价他们的行为正确与否,我能感受到的是不管是孝还是逆,都是他们在经历童年长期的打骂之后形成的烙印,烙印的名字是父母的期待。我同样也不想评价父母对他们的期待正确与否。我很想知道的是他们的打骂行为是否真的实现了他们的期待呢?

答案是显然的,虽然我并不确定小E的顺从是否是他父亲的期望,但我更相信他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个顺从到不敢表达自己任何想法的人。

打骂的本质就是惩罚。但惩罚并不能消灭某种行为,而只是使某种行为减少或延缓发生。惩罚达到的是最低的行为标准,只是消极地限制某些行为,而未能向人们指出适合该情境的正确行为。当大A的父母希望用惩罚的手段增加他努力学习的行为显然有些南辕北辙。小E的父亲看起来用打骂的方式让小E变得更加的顺从,但小E却因为恐惧而不敢表达愤怒,并且陷入长期的无能无力的感受之中。

被歹徒保护的人质,和那只在笼子里哀嚎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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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8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ErikOlssonClark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

在这件事发生之前的几年,1967年美国的心理学家塞利格曼教授,也就是后来的积极心理学之父,在研究动物时发现,他起初把狗关在笼子里,只要蜂音器一响,就给狗施加难以忍受的电击。狗关在笼子里逃避不了电击,于是在笼子里狂奔,屁滚尿流,惊恐哀叫。多次实验后,蜂音器一响,狗就趴在地上,惊恐哀叫,也不狂奔。后来实验者在给电击前,把笼门打开,此时狗不但不逃,而是不等电击出现,就倒地呻吟和颤抖。这就是著名的习得性无助实验。

塞利格曼教授在之后的几年里又以人为实验对象再次进行了习得性无助的实验,得出结论是当一个人经过反复努力体验的全都是失败和挫折的时候,他会认为自己无法再通过努力取得成果,这种体验会让他无助甚至绝望。而当斯德哥尔摩事件发生后,同样引起了心理学家们的广泛关注,并进一步给出了一些解释。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一旦突破这条底线,人就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那个能控制他的人(通常是穷凶极恶的歹徒),并且会把对方的安全与否与自己的安全融合为一体。心理分析学的看法则是,新生婴儿会与最靠近的有力成人形成一种情绪依附,以最大化周边成人让他至少能生存(或成为理想父母)的可能,此综合征可能是由此发展而来。

这两件事情都与惩罚有直接的联系。更直接的说,都与被惩罚之后的恐惧有着直接的联系。现在我们来回顾小E的案例,看看他与这两种现象是否有些相似之处。

当幼年的小E面对他容易暴怒的父亲的时候,他并不清楚自己什么行为会导致被打骂。当他被打骂的次数变多了以后,他就意识到自己的哪些行为不被允许。于是他学会了遵守父亲的“规则”——不做让父亲不高兴的事情,并且在父亲喝酒了以后尽量远离父亲。一旦他不小心做了让父亲不高兴的事情,他会因为恐惧而大脑一片空白。

当他大多数时候遵守父亲的规则之后,他就避免了被惩罚,并且会将自己的恐惧与父亲高兴与否紧紧的联系起来,对父亲产生了严重的依赖。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能力去反抗父亲的规则。这样的感受一直延续到了他工作之后。当他面对公司的领导的时候,会无意识的呈现出和父亲相处时的模式。

小E的情况绝非偶然。就像不管是那些“被歹徒保护的人质”,还是“在笼子里哀嚎的狗”,在很多家庭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着,并且都被赋予“爱”之名,为你好之义。

但最令人感觉到悲哀的并不是以“爱”之名去伤害孩子。如果说父母的本意是为孩子好,却用错了方法,那么当父母意识到自己在南辕北辙的时候,可以很快的做出调整。真正可悲的是父母以为自己是真的为孩子好,但事实往往并非这么单纯,有重要的动力在此之上却无法被家长意识到。

为孩子建立规则or控制孩子,这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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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A的父母看起来很委屈。他们确实委屈,因为望子成龙并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我理解他们的处境,寄予厚望的聪明儿子正在朝着他们最担心的状况一步步的走过去,他们想做什么来阻止,但一旦做了什么可能会让孩子走的更快更远,可停下来目送孩子远去又实属不甘。怎么办呢?

通常在解决怎么办之前,我都会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孩子为什么不愿意走他们希望他走的路?

可能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孩子的感受,当孩子被要求做什么并且如果做不到就会被打骂的时候,内心的感受是愤怒、委屈、恐惧、自责、无助等等,这些感受都会让孩子对于父母让自己做的事情越来越排斥。像小E一样的顺从也只是为了回避被打骂时的痛苦感受,完全谈不上对于这些事情的认同,更不可能持续的投入热情。

另一个方面是我在此时此刻最想谈的,是关于家长的感受。也就是家长为什么那么坚持要孩子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如果孩子不去做或者做不到就会愤怒到想要去打骂孩子。

无论什么时代,都有其主流的价值倾向。以考大学为例,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大家会以孩子考上大学为骄傲,哪怕是一所普通的大学,同时也不会苛责那些考不上大学的孩子;到了近些年,大家普遍会为孩子考上某些重点大学为骄傲,但同时会对考不上大学的孩子进行苛责,甚至觉得他们有问题。这种价值观变化的背后仍然有没有变的部分,那即是大家对于横向比较后产生的判断——孩子不能比其他孩子差。

前些年有一句著名的口号,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个口号之所以变得流行,正是因为它激起了家长们内心的恐惧——竞争失败、然后抬不起头。

家长似乎并不能面对这样的状况出现,不能允许自己的孩子不如别的孩子,他们就会极力的避免孩子有可能产生这个结果的任何行为:不能随心所欲的玩、不能做与学习无关的事情、不能浪费时间等等。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不能做“不应该”做的事情。

这就是被恐惧驱使的结果,是在为你好之上,很难被家长们察觉到的动力。

被恐惧驱使的家长们最想要孩子做的,恰恰不是为孩子好,而是让孩子帮助他们消除自己的恐惧。面对恐惧时,这是人的本能,必须要去回避自己承受不了的危险。当弱小的孩子用来驱除父母的恐惧时,他们成了一种“工具”,在这一刻他们就没有了自我,自己的需求无法被看到,自己的感受无法被理解。这也是为什么绝大多数的打骂只因家长的情绪而起,真正能起到惩罚作用的少之又少。更不用说惩罚根本无法增加某些行为,比如良好的行为习惯。

我能理解家长的恐惧,因为这是他们所经历的时代告诉他们的,是非常宝贵的人生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感受只能带来一种结果,并且恐惧除了回避之外别无他法。而且,因为时代不同,父母的人生经验在很多时候并不适用于自己的孩子。孩子同样有属于自己的时代印记,有着属于自己的恐惧。而最重要的是,孩子并不能成为父母人生的“工具”。这不仅会摧毁孩子的人生,也会让父母的人生陷入绝境。父母这个角色本身更大的意义应该是保护,不止是要能够去面对内心的恐惧,还要帮助孩子去承受他们的恐惧。

大A有力量拒绝成为工具,但小E似乎并没有这样的力量。我认为区别在于大A曾经得到的爱更多。虽然大A并没有去做父母要他做的事情,但他身上同样有着许多优秀的品质,比如承受挫折和冲突的能力、敢于表达自己感受的能力、也包括遵守社会基本行为规范的能力等等。真正能帮助孩子建立良好规则意识的,是在爱的驱动下的欣赏、鼓励、认可和关注,而不是惩罚,更不是打骂。

到底要不要惩罚,怎样惩罚才是正确的?

惩罚仍然是必要的,就如同恐惧也是必须存在的一样。实施惩罚的前提一定是在一个完全可控的状态出现,尽量避免其负面的心理体验所带来的伤害。

通常来说,正确的惩罚通常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      惩罚的事实是带有强烈的攻击性的,会给被惩罚者带来内心冲击的行为。

2.      在惩罚之前设立明确的惩罚规则,惩罚的规则需要有明确的行为结果。

3.      惩罚的实施人还是被惩罚的人要对此清晰明确并且自愿遵守。

4.      实施惩罚之前,需要明确告知被惩罚的原因。

5.      惩罚之后需要对惩罚对象进行心理建设,消除因为实施惩罚而造成的负面心理影响。

最初研究惩罚的行为心理学家们对于实施惩罚都持非常谨慎的否定态度。原因也很简单,正确实施惩罚的限制条件很多,惩罚的实施人很难保证每次进行惩罚时都能严格的遵循以上的条件,而一旦错误的实施惩罚,造成的后果往往会比较严重。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家长实施惩罚的规则往往与自己的情绪相关,对孩子的打骂往往带着强烈的情绪。一旦孩子长期经受这样的打骂,会对其心理造成非常稳固的伤害,就像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的童年往往有被长期虐待的历史。

那么在生活中到底该不该使用惩罚,或者如何使用惩罚呢?抛开这些严谨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我认为只需要遵循最重要的一条即可:无论何时,都要让孩子感受到家长真实的爱和关注。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对孩子的惩罚也同样会让孩子感受到自己是被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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